放开普职比，普通高中做好“牺牲”的准备了吗？

保持普职比1:1是我国教育的基本国策，是一道不容跨越的红线。但这条红线并非严密科学论证的结果，而只是对外国经验“模糊”的借鉴。直接的参照系可能来自德国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据说当时西德的职业学校学生占同龄青年的70%以上，而我国不到30%，就据此认为根据我国的“国情”这一比例应提高到50%。至此以后，这个比例就成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动力源，并成为衡量职教发展业绩的重要指标。

然而，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一直呈繁荣滑坡、滑坡繁荣的波浪型发展态势。最近一次滑坡，自2010年开始，至今未见谷底。在此形势下发生了2018年6月的“江苏事件”——江苏省出台政策，提高普高录取比例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引发了一场学界关于中职存废的大讨论。2019中央《职教20条》的颁布，为这场争论暂时画上了句号——《职教20条》明确规定，继续维持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。

但是，坚守普职比1:1红线的压力并未因此消减。试图突破这条红线的力量仍呈暗潮汹涌之势。最近各省在开两会，一些代表和教育官员又在主张扩大普通高中招生，放松普职比管控。他们的立论是：既然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，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就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。这个逻辑有错吗？从理论上讲没有错。然而，实际上，教育体系的设计并非依赖单一因素，而是多种因素博弈的结果。其中有三个最基本的因素：即家庭、社会和受教育者。在理想的状态下，三者的需求应该是一致的，正像市场经济那样，会在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指引下，自动达到和谐和平衡。可是，也正像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经济一样，这种自动的调节常常会“失灵”。这样，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。普职比大致相等的政策，就是政府试图在三者之间进行调节所采取的干预措施。

在教育体系的设计上我国被认为是社会本位的，即把社会需求放在首位进行考虑。目前，公众对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竭力反弹就是如此。但是，满足所谓人民的需要就是个人本位吗？或者说满足了家庭的需求就等于满足了受教育者需求吗？非也。我在《中职名存实亡，为何反对取消1:1的普职比？》一文中是这样阐述这个问题的：

1、我国出现的“普高热”，并非是受教育者真实禀赋和意愿的表达。之所以要设计不同的学校类型，并非只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，还是为了满足受教育者不同的先天禀赋。尊重孩子的先天禀赋，并给予他们根据自己的禀赋选择学校的权利，这是最基本的人性，也是教育最基本的原则。但有一个基本前提，这就是必须确保孩子意愿的真实表达。众所周知，我国现在兴起的所谓“普高热”，大多是社会和家长强加给孩子的，是一种扭曲的表达。如果不考虑这个实际，那种借口“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，就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”，从而放开普职比，无疑是幼稚的。其造成的后果，可能会使一些具有技术天赋的孩子去接受全完不适合他的教育，从而给他带来终生的痛苦。

2、我国以升学教育为主导的高中，并不具备放开普职比的条件。上边已经提到，之所以要设计不同的学校类型，并非只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，还是为了满足受教育者不同的先天禀赋。从世界上看，为了满足学生多样化的智力基础，有两种制度安排，一种是欧洲的双轨制，一种是美国的综合中学。如果我国要放开普职比，普通高中就必须像美国的综合中学那样进行多样化的课程改革。那种认为职业教育层次已经上移，中等职业学校没有必要存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。因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所谓的社会需求，而忽略了学生多样化的智力需求。明显的证据就是，美国作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，虽然没有中等职业学校，但它的高中则是多样化的。不考虑到这个实际，盲目放开普职比，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

3、我国“宽出”的教育文化环境，不适宜放开普职比。普通高中是为有学术天分的学生设计的，职业学校为有技术天分的学生设计的。如果在理想的状态，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天赋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。可正像前边提到那样，事实并非如此。除了家庭和社会的因素外，还有教育自身的缺陷。如果普通教育能够实行“严进严出”，那么，不适合读普高的就会知难而退，可是，事实上我们的普通高中实行的却是“严进宽出”，只要入了学校门，就不会拿不到毕业证。而有些民办学校，为了追逐利益，更是实行的“宽进宽出”。因此，教育无法靠自身的机制进行有效合理的分流。坚守普职比1:1的红线，实际上是政府在替学校“顶雷”。这是我国独特的国情文化所致。

综上所述，我赞同继续维持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基本国策。这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可是，我知道我的上述担心其实是多余，因为实际上普职比大体相当这根红线早已形同虚设。所谓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为了规避1:1的红线，各地创造性地创办了一种新的学校类型——中国式综合高中。我之所以称之为“中国式”，是因为它和美国的综合高中完全不同。它虽然打着综合高中的幌子，其实只是为了“借壳上市”，即以职业学校名义招生，却按普通中学教学。这是教育界公开的秘密。因此，现在的普职比可能早已达到3:1，即普通中学占比70%左右。另外，熟悉中职教育的都明白，现在的中职也早已不是什么“断头教育”，升学率近100%。对于资质一般的学生而言，从升学的角度看，读中职与读普高已没有多少差别。而且，由于中职比普高在升学上有更灵活的机制——比如中职可以参加对口升学，而对口升学早已成为升本的一个捷径——读中职反而更有利好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愿意探讨一下放开普职比后有可能产生的后果。主张放开普职比者认为，这样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似乎只要让每一个孩子上了高中，就可以使他们同等“改变命运”。但是，他们忽略了两个基本的事实：一是人的智力是有差异的，也就是说，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智力呈正态分布；二是社会优质就业岗位的供给是有限的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教育机会如何平等，有人成为“人上人”，必然就有人要成为“人下人”。学校类型的改变，不会改变这两个大前提。如果这两个大前提无法改变，那么放开普职比的后果是什么呢？答案很明显，这就是：孩子由在两类学校之间的竞争，转变为同一类学校，即普高内部的竞争，也就是说家庭和孩子仍然会在优质高中和劣质高中之间进行残酷的“内卷”。而这样做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副作用可能是：那些具有“技术”先天禀赋的孩子，将被迫按照家长的意愿在普高“混天天”。

在我国，职业学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应试教育牺牲品的“收容站”。职业学校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。放开普职比后，这个收容功能就需要由普高自我承担了。也就是说，它们必须承担起“职校之痛”。对此，普高准备好了吗？

更为重要的是，我国高考目前的录取率几近100%，而毛入学率却只有50%多。也就是说，可能有40%多的孩子或者没有上高中，或者没有完成高中教育，那，这40%多孩子的教育该怎么办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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